【朝临暮写，自开堂奥】

        “朝临石门铭，暮写二十品，辛苦集为联，夜夜泪湿枕。”从于右任的这首诗里可以看出，他追求的书法方向是北魏碑刻。
        于右任的书法历程大致可分两个时期：第一个时期是以魏碑为方向；第二个时期是以草书的标准化为方向。两个时期相比，还是前者更具有创造性。
        于右任学习魏碑有比常人更优越的条件，这与他的身份、地位是分不开的。于右任生于1878年，卒于1964年，原名伯循，以字行，号骚心，又号髯翁，晚号太平老人。于右任是国民党“一大”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。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之职做了三十三年，直至过世。因此，于右任以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，为保护、搜集古代碑刻做出了贡献。他的“鸳鸯七志斋”中，仅魏墓志就有八十五种之多。他将历年苦心购得的北魏、北齐、隋、唐刻石等二百九十余方，由北平护送至西安入藏。西安碑林由于他的倡导、赞助，始得蔚为大观。
         现在，提起于右任，大多数人只是认为，他是一位书法家，其余已经日渐模糊了。
        书法的魅力就是如此，它使一个有个性的书法家不因时间的久远而被忘却，反而栩栩如生。
        “胜境移耳目，明月开心胸。”五言对联一入目，便觉大气之至。字虽不多，仅十个字却能开张雄阔，见出大家气象。学碑者心志不一，有点画细致追随者，学其精微细密，细处小节也力求到位。而有的则取其神气，大笔纵横，小节无拘，得清刚浩荡之气。于右任则属后者。学碑并非都能见显效，有人擅帖学，有人擅碑学，都与书家自身的情调、胆略有关。由于表现的情趣不同，每个人的效法点应更多地思考是否与己相适。适者，则碑刻书法精神助其才华舒展，各出机杼。于右任亲近魏碑的条件胜过他人，甚至有的名碑已归于自己所有，心慕手追，经年把玩，久而久之则英雄气概起，推陈出新了。
        正如明人李贽所言：“只就里面攻打出来，就他城池，食他粮草，统率他兵马，直冲横撞，搅得他粉碎，故不费一毫力气而自然有余地。”这副对联，并不是于右任的初试，而是融会之后的产物了。 首先是已分辨不出魏碑诸家风貌，尽被融于一道；其次是行草书也进入了碑体，使碑体中气韵流动。这是学碑者善用的调节方式，于右任的碑体雄阔，行草也与之相符，融在一起尤其协调。于右任所说的“朝临石门铭，暮写二十品”，众多魏碑都在他心手两畅中，成为独到的“于氏体”了。于右任在书写上有着很大的自由度，一是大胆。他的内心毫无顾忌，人在高处，有居高望远的心志，也有居高临下的心态，如清人徐增所言：“临下笔时，须以千古一人自待。”二是大力。于右任在写碑时是崇尚力量的，下力很大，很冲，一味向前，势不可当，自开堂奥，尽削前规，发扬了魏碑之气势。明人徐渭认为：“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，毛发洒淅，足以作人勇往之志。”读于右任魏碑书法，也如此相似。
        此副对联是魏碑的框架，以行书笔法写出碑趣的。书写速度比较快，与纯正的魏碑写法相比已远远不同。速度快了，笔力依旧扎实稳健，点画粗壮厚实，点滴不漏。于右任是用圆笔来书写的，说明他已脱离了龙门二十品的锋锐，走向含蓄。起笔稳重，收笔沉着，气纳字内，流荡其中而不泄气。在用笔中虽然尚力、求强，却又用笔完整，毫无支离破散，可见于右任着眼大局，细节也仍是讲究的。这些用笔特点都可以归于挥毫心态的直率，在直率中不抖不颤，不雅不俗，只是下笔动作相续，一气而行，指腕间充满自信。譬如上联的“耳目”二字，是很缺乏用笔的趣味的，难通变，难得意，用笔时不免踌躇。于右任依旧大笔开张，不求修饰、发挥，一如既往，笔到意到，三下两下，已告结束。这就是用笔心态的果断悍然。
        魏碑的框架是非常明显的，一个人学了碑，时日长久，终究有一些形态要积沉下来，储存于笔端，于右任在此联的结构上就显示出来，方正偏宽，博大开阔，大凡左右结构者，都拉开了距离，得见开朗。
        在外部框架刚劲坚硬的状态下，刚中藏柔是此联的一个特色。中间部分的笔画如有可能，于右任都处理成流动的、连环的、婉转的。这样就产生了调节作用，有了对比的效果，体验到刚劲一面，也感受到柔和的一面，合为一字、一篇，就不会枯索无味。在学习魏碑的人群中，要搭一个方正的框架并不难，因而使人误解魏碑易学。于右任就曾告诫道：“经石工用椎凿镌雕，就成了方棱出角的样子。所以应该用一般写字的方法写魏碑，并要注意学魏碑须做到入而能出，不要写成图案字。”在这副对联中，于右任已经入而能出，将魏碑之形化解了，形内的表现起了变化。可以说于右任活学了魏碑，并与行书结合，走向生动自然。
        这副对联的落款也让我们领略了于右任的草书功力。草法严格，线条简明，运笔迅疾，流通多姿。它带着轻盈的、怡悦般的笔调，信笔乃成。
        寥寥十余字，一个大世界。
        于右任留下许多的对联书法，不仅文辞优美，书法也独树一帜，使这种平稳对称的内在、外在形式，在笔墨的起落中达到变化，生出新意。
      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。”
       于右任如果延着魏碑与行草结合的路子走下去，可以获得更高的美学价值，个性也会更鲜明，因为这是一条开创性的道路。
        可是，1927年前后，于右任就转而着手研究草书的标准化、规范化工作，以《千字文》为底本，确定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的四条标准。草书创作是否要如同教科书那般地规范这些标准？让书法家的创作又受到限制？这是可以讨论的。
         后来，于右任的书风彻底改变了。